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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关键词:刑事案件律师、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 一、 引言:信息时代的新型犯罪与法律红线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衍生出形式多样的网络犯罪。为了有效打击为这些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近年来,该罪名的适用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大量涉及出售、出租银行卡、电话卡,或提供技术开发、运营维护等帮助的个人被卷入刑事司法程序。许多当事人及其家属在案发时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往往是: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可能面临何种刑罚,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此时,寻求专业刑事案件律师的帮助,进行精准的法律分析并制定辩护方案,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至关重要。本文将围绕帮信罪的构罪标准,特别是涉案金额与情节的认定,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以期为读者提供清晰的普法指引。 二、 帮信罪的法律构成与核心要件要理解金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帮信罪的法律定义和构成要件。 1. 法律条文与罪状描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是帮信罪根本的法律依据。 2. 构成要件解析(1) 主观要件:“明知”的认定这是帮信罪成立的前提,也是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明知”不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而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提供帮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可以推定“明知”的情形包括: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实施有关行为的;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调查的;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以及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实践中,出售、出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往往被推定为“应当知道”可能被用于犯罪。 (2) 客观要件:提供“帮助”行为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技术支持,如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软件开发等;二是业务帮助,如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这是常见的类型,包括提供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等)。 (3) 罪量要件:“情节严重”这是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核心门槛。只有帮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帮信罪。而“情节严重”的认定,涉案的支付结算金额、违法所得金额等是极其重要的量化指标。这正是回答“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金额的核心地位根据《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其中,与金额直接相关的标准占据主导地位。 1. 支付结算金额标准这是实践中适用广泛、核心的入罪标准。《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这里“提供帮助”通常即指向三个以上对象提供支付结算账户等。但更直接的是,该条并未直接规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支付结算金额门槛,而是留待司法实践把握。在2019年《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中普遍参照以往类似案件和量刑指导意见,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性标准。然而,为了进一步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22年联合发布了《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断卡”纪要》),其中明确指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达到犯罪程度,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三十万元的,按照符合《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理。” 这为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帮信罪支付结算金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三十万元。 (1) “支付结算金额”的理解通常指通过行为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等进行转入和转出的资金流水总额。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通常计算的是“流水总额”,而非“获利金额”或“净流入金额”。即使一笔钱款快速转入又转出,也会被累计计算。对于提供多个账户的,账户内流水金额累计计算。 (2) 实践中的复杂情况《“断卡”纪要》针对的是信用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形。对于用于其他网络犯罪(如网络赌博、传销)的支付结算,或提供的是非信用卡账户(如对公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三十万元并非绝对不变的唯一标准,但三十万元通常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量刑参考点。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可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元区间内掌握立案标准。 2. 违法所得金额标准《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实际上,该表述应结合上下文理解为与违法所得相关。更准确的标准是该条第一款第三项:“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以及,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的另一个明确数字标准来自《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这意味着,如果行为人通过提供帮助,直接获取的违法所得达到一万元以上,即使其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未达到前述标准,也可能因违法所得达标而构成“情节严重”。 3.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除金额标准外,《解释》还规定了其他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些情形可能与金额并存,也可能独立构罪: (1) 对象数量与帮助次数“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一项)。例如,向三个不同的收购方出售了自己的三张银行卡。 (2) 投放广告或提供资金“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第三项)。例如,为网络赌博平台投放广告,广告费用累计达到五万元以上。 (3) 严重后果“造成严重后果的”(第六项)。这是一个兜底条款,指因帮助行为导致被害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精神失常或自杀等。 (4) 前科与行政处罚“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第四项)。 (5) 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七项)。例如,行为人提供的支付账户被用于诈骗,导致受害人损失特别巨大或自杀。 四、 立案、量刑与不起诉的金额考量金额不仅是入罪的门槛,更是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影响案件终于处理结果的核心因素。 1. 刑事立案的金额门槛公安机关在决定是否对一起帮信行为立案侦查时,主要审查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前述关于支付结算金额(如接近或超过三十万元)、违法所得金额(一万元以上)等标准,实质上就是立案侦查的金额参考线。一旦初查发现涉案金额可能达到这些标准,立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2. 审判阶段的量刑考量进入审判阶段后,金额是法官量刑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素。 (1) 量刑幅度帮信罪的基本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这个幅度内,金额大小直接影响刑期长短。一般而言,支付结算金额巨大(例如数百万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可能会在一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金额相对刚达入罪标准,且其他情节较轻的,可能判处拘役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适用缓刑。 (2) 罚金刑的适用帮信罪必须并处罚金。罚金数额与违法所得、涉案流水金额、行为人的获利情况密切相关。通常,罚金会高于违法所得,以示惩戒。 (3) 综合量刑情节法官会综合考量:主观明知程度(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主犯还是从犯);是否具有自首、坦白、立功、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是否系初犯、偶犯;行为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等。即使金额较大,但具有显著从宽情节的,仍有可能获得较轻的处罚。 3. 不起诉的金额与情节空间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帮信罪,以下情况可能争取不起诉: (1) 法定不起诉如果经审查,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符合“明知”要件,或者涉案金额等情节确实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依法不构成犯罪,应作出法定不起诉。 (2) 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帮信罪,如果涉案金额刚达到立案标准(如支付结算金额三十万元出头,违法所得一万元略多),且同时具备以下多个情节:系初犯、偶犯;在校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人;认罪认罚态度好;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主动缴纳罚金;且提供的帮助较小,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等,检察机关经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有可能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这就为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供了避免留下刑事犯罪记录的机会。此时,专业刑事案件律师的沟通和辩护工作至关重要。 五、 金额认定中的常见争议与辩护要点在具体案件中,关于金额的认定常常是辩护的核心战场。一名经验丰富的刑事案件律师会从多个角度进行审查和辩护。 1. 支付结算总流水的扣除问题并非账户中的所有流水都应当计入涉案支付结算金额。辩护中需要重点审查并主张扣除: (1) 合法往来流水行为人及其家人、朋友之间正常的、有合理理由的经济往来款项。需要提供相应的聊天记录、借条、业务合同等证据佐证。 (2) 与上游犯罪无关的流水需要审查上游犯罪是否已经查实,以及具体的时间段。只有在上游犯罪实施期间,且与上游犯罪行为有关的资金往来,才应计入。对于无法与上游犯罪建立关联的流水,或者上游犯罪本身未被查实、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流水,应予扣除。 (3) “循环流水”或“刷流水”同一笔资金在短时间内频繁转入转出,人为制造流水额度。对于明显异常、无实际经济往来背景的“空转”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可以主张扣除,但这需要结合具体证据和与办案机关的沟通。 2. 违法所得的计算与认定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帮助行为直接获得的物质性利益,如卖卡所得、收取的“佣金”、“好处费”等。辩护要点包括:准确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收入;审查认定违法所得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如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对于共同犯罪,应区分各行为人的具体违法所得,避免责任连带扩大。 3. 主观“明知”的辩护即使金额达标,如果能够有效质疑“明知”的认定,也能从根本上否定犯罪构成。例如,行为人出售银行卡时确实不知用途,且有证据表明其被欺骗;或者,行为人是基于正常的商业合作、技术服务提供帮助,对合作方可能涉犯罪并不知情,且已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挑战“推定明知”的合理性是辩护的难点,但也是关键点。 六、 涉及帮信罪后的应对策略与律师作用一旦因涉嫌帮信罪被公安机关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当事人及家属应立即采取正确行动。 1. 侦查阶段的应对保持冷静,依法配合调查,但对自己不利的陈述需谨慎。有权委托刑事案件律师。律师在此阶段可以: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与办案机关沟通,了解涉嫌的罪名和初步证据;就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的必要性提出法律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特别是对于在校学生、初犯、涉案金额不大、社会危险性小的当事人,积极争取取保候审;指导当事人及其家属收集有利证据。 2.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复制全部案卷材料,这是进行实质性辩护的基础。重点审查:证据链是否完整,特别是金额计算、主观明知、行为与后果关联性等方面的证据;是否存在证据瑕疵或非法证据;涉案金额的认定是否准确,有无扣除空间;是否符合不起诉条件。律师应撰写详细的法律意见书提交给检察机关,就定罪和量刑充分发表意见,特别是围绕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的临界点,结合其他从轻情节,争取不起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 3. 审判阶段的辩护在法庭上,律师将进行质证、辩论,围绕金额认定、主观状态、作用地位、量刑情节等展开辩护,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包括争取缓刑。 4. 贯穿始终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在刑事案件律师的协助下,与检察官就罪名、量刑进行协商,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通常可以获得从宽处理。律师的作用在于确保当事人是在充分知悉法律后果、自愿的前提下认罪认罚,并争取有利的量刑建议。 案例说明:在A省B市,大学生李某为赚取零花钱,在网络上看到收购银行卡的广告,遂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及配套U盾、电话卡以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后该银行卡被诈骗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诈骗赃款。案发后,经公安机关查询,该银行卡在涉案期间流水总额为35万元,其中已查实系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直接转入的资金为8万元。李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其家属代为退缴了800元违法所得。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李某出售银行卡,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银行卡内流水超过三十万元,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构成帮信罪。但考虑到李某系在校学生,初犯,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犯罪情节轻微,终于对其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 该案例表明:第一,支付结算金额(流水)达到三十万元左右,是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并提起公诉的。第二,即使金额达标,是否起诉、是否判刑,还需综合全案情节。第三,积极退赃、认罪认罚、身份情况等酌定情节,在争取不起诉等从宽处理结果时具有重要价值。专业律师的作用在于准确评估案件风险,并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争取理想结果。 七、 风险防范:避免触犯帮信罪的警示预防远胜于补救。公众应增强法律意识,避免因贪图小利或法律意识淡薄而身陷囹圄。 1. 管好个人“两卡”,杜绝出售出租绝对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信用卡、微信支付宝账户、电话卡等出售、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无论对方许诺何种报酬。这些账户一旦被用于犯罪,出借人极易被追究帮信罪刑责。 2. 审慎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从事网站开发、APP制作、服务器租赁、支付接口对接等业务的个人或公司,务必对客户资质和业务内容进行基本审查。对于客户要求开发具有明显违法功能(如赌博、诈骗页面)的程序,或交易价格明显异常、要求隐匿身份等情况的,必须坚决拒绝,否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或帮信罪。 3. 警惕“兼职”与“跑分”陷阱网络上所谓“用账户走流水赚佣金”、“兼职跑分”等,本质就是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是帮信罪的典型行为模式,切勿参与。 八、 结语“帮信罪多少金额会被判刑”这个问题,其答案并非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嵌入在一套复杂的法律认定体系之中。它关联着“情节严重”的综合判断,交织着主观明知的证明,并会在立案、起诉、量刑、不起诉等多个诉讼环节中产生动态影响。支付结算金额三十万元、违法所得一万元等标准,为评估法律风险提供了重要的量化参考,但绝非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面对帮信罪指控,当事人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认知不足的弱势地位。此时,尽早聘请专业的刑事案件律师介入,通过对涉案金额的精准核对、对主观状态的有利辩护、对量刑情节的充分挖掘,以及与司法机关的有效沟通,是维护合法权益、争取有利法律结果的理性选择。同时,全社会也应加强对帮信罪的法律认知,自觉远离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各类陷阱,从源头上筑牢防范网络犯罪的法律堤坝。 |

